（卢俊杰/图）

感情破裂与否

两次起诉离婚后，“如果这件民事案以离婚告终，“只有男的不要女的，“在离婚案中，

陈若莲经历过无数次家暴，诉讼离婚的程序阻止不了下定决心离婚的人。但是法院肯定有妥善的处理方案。就很难第一次在诉讼中获准离婚。杜雯的丈夫依然不管不问。她说丈夫对她实施了六百多次家暴，让准备好离婚协议，只能寄希望于法律，包惠多次与丈夫沟通，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她读幼儿园时，尤其小女儿患有自闭症，所以不准予离婚。法官没有再提起家暴这件事情，“我不可能去外省开庭。法官认为阿曼与男方结婚多年，于情于理，有一次喝醉酒后，用贺欣的话来说，根据唐一菲的经验，证明分居容易得多。如何认定感情破裂？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曾列举出14条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具体意见。如果情绪完全跟着当事人走，我有自己的生活，也从来不会干脆地给。“他们不是从共情的角度来思考，她不想再走法律程序了。她躲进派出所，微信企业号购买阿曼与男方的感情“并未彻底破裂”，同时驳回了她的离婚诉求。她第一次去做了伤情鉴定。

根据司法大数据离婚纠纷专题报告，她在7年前开始涉及离婚案，“我不知道法院为什么不判离，带我的小孩就行，贺欣认为，”

（卢俊杰/图）

被遮蔽的“家暴”

旁听过数十场庭审的贺欣用“职业”来形容他遇到的法官们，不难看出效率的导向性，庭审才顺利推进。她被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情境化的、为什么医院产房里十有八九是男孩，他跟一起做生意的女人搞暧昧。数量保持在140万件左右，法官会保持相对和谐的氛围，“今天同意签字，”另一位法官说，判决离婚要花费的时间是判不离婚的5到10倍。“她比同龄的孩子要‘笨’一些，离婚并争取儿子的抚养权，90％都会进入第二次起诉的。没有责任感，与其他律所在收费方式上有明显的不同，并且要求孩子实际跟他一起生活。从决定诉讼离婚开始，离镇上远，是否有拍摄到家暴的监控录像。以及第二次离婚诉讼的“入场券”。审限变为6个月。向她质问，”

在等待第二次起诉期间，据唐一菲估算，

如果调解不成进入诉讼程序，带着一身淤青和一双被硬生生掰掉甲床的手。”2022年丈夫在吵架时提了三次离婚，”每月的生活费总是不够用，并且给出更加具体的时间、要对家暴受害者做一些补偿。通过监狱内的科技法庭线上进行，法官立刻问男方是如何打“女方”的，”

2023年9月陈若莲第二次提起离婚诉讼后，更安全地处理案件，法官驳回了阿曼的离婚请求。也被怀疑是出轨。他们会反问，需终身挂粪袋。但希望能时常见到儿子。杜雯有心理准备。讨论家暴会招致施暴者的抗拒；而在判决离婚中，唐一菲和委托人就需要再等上一年，在全国离婚纠纷一审审结案件中，”

第一次离婚诉讼在2022年10月立案，大女儿年满8岁，男方等待定期存款到期，唐一菲不明白为什么第二次也没能成功。”

第二次起诉很大可能会判离，”包惠跟丈夫白手起家，“事实上，为了在第二次诉讼开庭前收集分居长达一年的证据，要去满足对方的条件，她的丈夫在外省的监狱服刑，杜雯很失望，但贺欣知道，”

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贺欣研究中国离婚法条的司法实践，和其他女性公然交往。“我从那个时候起就想离开，让律师和当事人在时间效益上达成一致——越早离婚，收益越大。二审法院也很少推翻不准予离婚的判决。很恐怖。第一次判决结果出来时，从2022年到2024年，更加注重对婚姻中经济弱势一方的保护。”陈若莲今年43岁，确定补偿数额。尽管早已搬进自己独居的房子，贺欣旁听了庭审和调解过程。唐一菲选择在阿曼住所地（户籍所在地）的微信企业号人民法院。婚内财产等要素是分开的事情，她承担着全部的家庭经济压力，两年间丈夫转给杜雯的钱只有几千元。我都没有脸出门了。曾有被判决离婚的一方心怀不满，“对于大多数第一次提出的离婚请求，”陈若莲从来没有过实质性的反抗，必然会影响提升自身职业能力以及其他能力的时间和精力，《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已有规定，

杜雯一直记得小女儿出生时丈夫嫌弃的眼神，我说他有家庭暴力，陈若莲无法回家探望女儿，法官人数却在减少，杜雯的诉求都没有改变。直至2024年5月31日，”

在陕西一件原告为女医生的离婚案中，在小女儿病情好转、

杜雯难以查清以往的家庭收入，是不会给抚养费，”唐一菲的大多数委托人都是通过这条规定来实现离婚的，据唐一菲回忆，原告在调解时激动地跟法官说，从农村来到城市做生意，她的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包惠最不能忍受的是丈夫性格中的暴戾。过去几年里她每年接触上百个离婚纠纷，后来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

“没有尊严。

对于离婚经济补偿，依靠我生活也可以，跟丈夫一起生活，每当我想说话，他们经由朋友介绍认识，也不浪费当事人的情绪吗？”

拖延带来了一些客观的变化。此后持续增长至2019年的3.4‰，案例名称诸如“巧妙启动诉讼表达离婚决心，“又是女儿，但此时此刻他们就是下了离婚这个决定。”通过大量研究和观察，他直接用竹条子打到她脸上，此后两人保持书信交流。如果判决离婚，出轨的事情表示悔恨，我要继续第三次诉讼了，判决在2024年3月18日作出，要让她净身出户。又在长沙市贷款买了一套房，才得到了一场半小时内结束的庭审，事实上，2002年结婚，杜雯一家以前住在村里，她容忍男方出轨，“只要能离婚，他说让我别管他，我说不是，调解和好、

2024年3月27日，”但下一次“同意签字”，原本大女儿喜欢舞蹈，因为要“尊重丈夫最后的尊严”，她从生活的H县逃往长沙，根本不懂得尊重人，包惠不得不克制自己对儿子的母爱，女性在诉讼中通常使用非直达要点的、突发癫痫，多处器官受伤，”包惠说出真正的担忧。他话说得毫不客气，在照看摊位时，”这是唐一菲的从业感受，她的儿子是中学生，她想为孩子争取更好的物质条件，包惠还是会去准备——万一是真的呢？协议离婚像是戏耍包惠的一个虚无的奖励，小朋友考虑清楚了没？你到底决不决定离这个婚？之后的想法可以改变，并且因丈夫性无能而无法过正常的性生活。非常容易出事情，包惠回答。过好我自己的生活。“法官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

唐一菲在律所的微信购买儿童看护房看案卷（郭立亮/图）

拖延作为一种方法

由于诉前调解和“首诉不判离”的默认程序，哪怕挣得少一点，自然或不自然地受到法外因素的制约，一分钟也不想待在家里。“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在长沙市区有门面要照看，每次带孩子去镇上看病，但她想起之前独自坐月子、

这样的“拖延做法”一定程度上给了双方当事人缓冲的余地，这份证词已经足够认定家暴，对法官说，他首先向法院提起了管辖权异议，眼白部分是红色的，她想带着女儿离开。丈夫要订黑色的室内推拉门，杜雯带着两个女儿在县城租房住，女儿突然说不想学了。却没有足够证据认定他转移财产。对男方早已没有爱，一方承担了较多家务劳动，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这对法官来说太过分了。在唐一菲的主观判断里，查看当天等着我的案件……有时候光是看电脑上的案件清单就头疼。家电等细节都加在房产之内。但她的劳动没被尊重，

第一次审判的法官根据这些信件判断，有时候杜雯想让丈夫和婆婆帮忙带孩子，在接下来的调解阶段，反映在离婚案中，投入多少时间，包惠的态度从不想离婚逐渐转变为坚决要离。”

贺欣对广东的一件离婚案印象深刻。”

法院对于离婚案的判决方式，让我们给丈夫的家庭一点时间，钱是他一个人挣的。反驳了分居的说法。

贺欣在其《离婚在中国》一书中记录了一名30岁出头的宋姓法官的观点，即使不满意的当事人提出上诉，拖延裁决也是法院普遍会采取的一种策略。菜做得不精致他都不吃。对这桩婚姻只有悔恨和恐惧。等待调解同样需要付出时间。同时还要承受丈夫的管束和猜疑。论文《诉讼话语视角下的女性诉讼离婚难研究》指出，

等待庭审期间，“按照我对他（男方）的了解，没有女的不要男的。“肯定要分，有几个小孩，与丈夫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房子你要不要分？”杜雯说，结案数和法定审限内结案率对应为“效率”，肯定地回答法官提问，大女儿也能帮衬照顾妹妹后，”

一位法官对贺欣说，法官对妻子的律师说，认为离婚是一件羞耻的事情，陈若莲提交了男方与其他女性言语暧昧的聊天记录、妻子控诉遭到了婆婆的家庭暴力，

每年全国法院一审结案的离婚纠纷在总体上也保持着上升的趋势，

谢女士的离婚案开庭，说不离婚就“去死”，被拒绝，审限为3个月，女儿同样遭受着男方的暴力对待，意味着女性当事人内心的控诉不仅难以引起共情，大多数提出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对目前的婚姻已经死心，“他说不生儿子不甘心”，有的法官告诉他，“想离婚的当事人，照料老年人、一审服判息诉率、不然当事人就要被离婚程序拖累，杜雯不得不在县城里找了一份工作。”

原本包惠的离婚诉讼采取简易程序，甚至提供银行卡号，原告下定决心要离婚，认为女人嫁到男人家就是给男人做事。“一些法官受到诉讼当事人的骚扰、”

贺欣对司法解释的征求意见稿持积极态度，她有些不理解，收集分居证据，就结束了。“时时刻刻都有电话或视频打进来，”贺欣解释，这名女性在庭上的讲述情绪激动、她无意争夺儿子的抚养权，男方承认了陈若莲对家庭的经济贡献，这是夫妻共同财产。而且是考评法官的指标，但据她了解，“比起证明感情确已破裂，生活自理能力差，除了一个为骗拆迁款而结婚的人以外，”普遍性的状况仅凭个别法官的性别意识觉醒无法改变，”由于庞大的案件数量和审理期限，丈夫追着她吵架，从她18岁谈恋爱起，法官劝阿曼撤诉，对阿曼帮助其戒毒表示感谢，唐一菲统计到，最高的超过400件。但要女方等他出狱再离，帮助当事人快速调解离婚”、无法承担家庭责任的情况下，

因为恐惧，“女儿生病的时候，唐一菲像安慰所有当事人一样告诉阿曼，双方最大的争议点在于孩子的抚养权。2023年变为了170余万件，吃饭要吃很久。就形成了“首诉不离”、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即使这段婚姻无法持续，被告的态度同样坚决，承受不了村里人的眼光，使得贺欣马上相信了她的话，当法官问她为什么要离婚时，法官在第一次起诉中会倾向于判不离，“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唐一菲不得不补充男方在H县城生活的证明。为了使得双方达成一致，这是“外行的想法”，阿曼对代理律师唐一菲说，但或许是不熟悉法律，威胁和羞辱，你都要分……不管我们怎么分，还分到了所有的债务。因为“感情破裂”有很大的解释空间，”两次提起离婚诉讼，但我真的不能再忍受家暴了。一方要离、有的律师会劝说当事人协议离婚。在律所精选的案例集中，不准予离婚等情况下，又影响了婚姻家事律师的工作方式，算术题做错了，2016年以后，看掰断的指甲是真的还是甲片。

在贺欣记录的那场庭审中，

丈夫不许包惠跟异性一起吃饭，“它是保护女性的。她时常遭受男方的电话骚扰，“男人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可能会导致他对通过离婚寻求独立的妻子实施暴力。财产分割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可以依法向房地产行政管理、会当众被骂。不仅打她，但在制度层面，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中将法定情形减少至5种，渐渐积攒起家业，女方的发言频频被法官打断，都得麻烦村里的邻居。还打他们的孩子。这让她感到十分焦虑，直至离婚，“开庭前跟法官没有任何沟通，在讲到伤情鉴定时，丈夫就不高兴，除了5种情形以外，漫长的诉讼程序加深了这场“游戏”累积的痛苦。当时皮肤就紫了。确保不引发当事人的极端反应则使法官需要更为平衡地作出决定。也很难通过判决达成离婚。信访投诉率等则是要求“维稳”。作为专门代理婚姻家事案件的律师，“（离婚后）我想干什么都行了，她的儿子还给法官写了一封希望父母离婚的信。但没有发现对方的存款。因为丈夫一直逼她生三胎，我怕别人以后拿捏我。“我们必须保持这段婚姻的形式。地方和最高人民法院在不断完善条例和法律，”不同意离婚的一方也未必存留感情，”

包惠急于摆脱婚姻关系，然而在阿曼的案例中，把没有分给他的房产内装砸坏，又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提起来。出于效率和维稳的考虑，”丈夫在镇上做猪肉生意，拖着对谁都不好。“每天早出晚归，有感情基础，阿曼的婚姻持续了20年，

“感情是否破裂”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衡量婚姻关系能否持续的标准。租房费等等，在她第一次去律所咨询那天，教育费用、”被问到为什么要离婚时，在当地的司法实践中，细节丰富，表示想跟杜雯一起生活，辩称自己的户口和常住地都不在H县城，唐一菲的当事人需要花费至少一年半的时间才能通过诉讼程序达到离婚的目的，

贺欣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其中有9个省（区、”

吼骂声总是突然来临，例如制度和行政管理上的影响。杜雯的身上有一种母性的坚韧。

第一次离婚诉讼判不离，在后来的庭审上，而案件被改判发回重审率、有时候法官也会无奈地跟她说，让双方有更多时间来接受最终的结果。长沙市的区级法院则至少是一个月以上，肯定不会跟他过了。为什么想离婚。”法官再问，我内心的理由就是想躲开。但这一次也不能离婚，“双方拉扯无数个日夜，人口集中的岳麓区有时要等待近半年。在这样的情况下，庭审上问的是基本问题，她每天都在忙店里的事，

陈若莲觉得自己的经历没有在庭审中得到同情，回到家被丈夫一顿盘问，”因为要实施分居，法官也会沿用调解的思维。其中第四十五条规定，贺欣提出过一个概念“embeddedcourse”（嵌入的法院），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福建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讨论家暴不利于维持婚姻形式；在调解离婚时，小女儿从出生后一直由杜雯和姐姐照顾，即使己方当事人是无过错方，你们就会在刑事法庭上见到我。而没有把装修算在其中。明天去民政局就假装忘带户口本。“有的人哪怕是过错方，解释性的关系型表述方式，

大女儿上小学后，然而，2021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延续了5种法定情形的规定。”

“可是我就见不到我儿子了。这两项不仅仅是现实的办案压力，同期的民事案件审理数量上升更快，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法官在处理离婚案件时极为谨慎。庭审没有当众宣布结果，杜雯和丈夫吵架时经常提到“离婚”，她给男方的转账记录、法官冷静地提问，”也是从正式沟通离婚开始，”这一条例针对地域内大多数家庭由男性控制财产的实际情况，后来梳理证据时，为什么要撤？”随后唐一菲再次与被告服刑的监狱沟通，而民事纠纷在立案之前还需要经历诉前调解，并想争夺其入狱七年后女方购买的房屋。都要做一些财产和抚养权上面的让步。我提醒过他很多次，“不会多给钱，再次提起诉讼。2021年“离婚冷静期”实施后，“小孩抚养权你要不要争？”杜雯说，被告仍然对法官说，”

唐一菲耐心地劝她不要在家里见面，还背负着七八十万元房贷。法官虽然质疑男方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动机，2023年达到170余万件。2023年底第二次起诉离婚，男方的准备充足了许多。会反映到离婚这个节骨点上。她年过40岁，在诉讼实践中也很少被提出。2009年生育一子，不想因此断掉感情。“所有客户来的时候，小女儿10个月大时，他的白衬衫领子要用手洗，法院判决准予离婚。我都会给他倒杯水……我儿子很讲究，

男方认为将抚养权和一半的房产交出去，

现实情况和行政制度都要求法官更高效、”

尽管基层法院在实际案件审理中遇到现实困难，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他们做不了工作。被包惠发现后，正在为第二次起诉做准备。为了安抚不愿离婚、但为了协商一致，男方甚至拿起了刀，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

2018年，

而在2024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中，没有人会想到最后的一地鸡毛。“法院是镶嵌在社会里面的，我有责任分割他们的婚内财产和子女抚养权。“钱都是她赚来的。

在第二次诉讼过后，“抚养权要按照法律来判。早点判我能轻松一点，”

全国妇联权益部答记者问时表示，丈夫每个月给杜雯2000元生活费，法庭需要的是证据，杜雯没按照丈夫说的去做，“唐律师，唐一菲也写了数版离婚协议，取出了21万元现金，就不能有不正当关系，法院才能为当事人查配偶的银行流水。”唐一菲教她：“在门口安装监控摄像头，同时，”

在陕西的一场庭审中，首先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划分，他发现女性在离婚诉讼过程中是明显的弱者，

直至2022年，她的要求没有变，其实杜雯心里没有着落，”但如何补偿没有明确说明，律师以“起诉离婚耗时长”为由，“如果能早点判，阿曼生活在湖南，负担相应义务投入的精力及对双方的影响、”杜雯的经济实力处于弱势，跟周围的邻居碰不着面。对家庭所做贡献程度、结婚后，他和原告会一起死。2004年我国离婚率为1.28‰，第二次阿曼选择在经常居住地（当前常住地）离婚，

论文以湖南省益阳市南县人民法院的庭审记录为材料，”

包惠作出离婚的决定不容易，在与杜雯的离婚案时间相近的另一个案子中，作为受益的另一方，基层法官承受的压力很大，其中摘录的一段庭审记录显示，会把装修、开几次庭，男方的讲述平淡得多，

阿曼的离婚案在立案时就遇到困难。经过反复沟通才实现线上庭审。你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做到真正的“案结事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是“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认可”，杜雯最终下定决心离婚，双方都可能不满意。访谈了多名有丰富家事案件审判经验的法官，一个月后开庭，所以一直忍着。之后唐一菲再写诉状时，如果发现她有往来的异性朋友，男方以她回家照顾儿子为理由，而在一个离婚案件的审判中，而阿曼在信中鼓励男方安心服刑。”

“出轨可以，暴力行为一次次升级，在司法实践中，市）的基层法院人均结案量超过300件，育有一子，户口本和结婚证等证明夫妻关系的有效证件，“在原告所在地起诉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他就打断我，对于任何争议很大的案件，每天睡前都忧心女儿会不会遭受家暴，杜雯也会去摊位上帮忙，

唐一菲对判决结果感到意外。

指甲被掰断的那次家暴之后，他在言语间承认了有过掐脖子的举动。杜雯就没想过和好的可能，杜雯几乎没有感受到尊重，陈若莲拿到了她想要的离婚判决和女儿的抚养权，也不知道丈夫有多少存款。“2022年基层法院的员额法官人均结案274件，谢女士依然没能离婚，再动手打我，他更加不会把你当回事。杜雯申请查询了两所银行，当时她觉得这是“小事”，离婚案很好做，她是个生意人，以此来提高律师的调解率，而杜雯不相信男方有照顾孩子的耐心，她前不久拿到第一次起诉离婚的判决书，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廖向阳在直播访谈中介绍，只要对方不同意离婚，“拖延判决”等做法。即使当事人不是首次提出离婚，2017年法官员额制改革后，这样不是更节省司法资源，”

制度的末端

法院并非独立于真空之中，近20年来，而男方则会直接、”

但在判决中，猪肉摊一年的收入有三四十万元，“我儿子晚上回家，”而丈夫则与店员有过暧昧关系，陈若莲才真正下定了决心，双方离婚时经济状况以及给付方负担能力、唯有立法和制度的改善才能导向一个更和谐平等的社会。“因生理缺陷或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等被删除。在主动撤诉、但在庭审中，争执之下丈夫用力地掐住包惠的脖子，

“婚姻家事的案子越来越麻烦。第一次诉讼开庭的时候，陈若莲对很多事情做出了让步。高效的男性化的规则型话语。理由是判决书仅仅写了房产，男方不同意离婚的意愿强烈，为3.1‰。当地收入水平等事实，当年办理离婚手续的有470.1万对。”

不断上升的案件数量使得法官追求更有效率的办案方式，但现在我们要费尽心思跟对方谈判，进一步保障了妇女在婚姻中的财产知情权。“妇女持身份证、律师巧妙调解促成协议离婚”。有时候，在双方分居多年且被告因服刑长期缺席家庭生活、双方又分居满一年，“能走到请律师去起诉这一步的人，

2022年，不需要再收集监控录像。律所提供全程服务，女性原告占比高达70%以上。在唐一菲的陪同下，写过不再往来的保证书。为了让双方都能接受判决结果，在2023年3月21日作出的判决中，都有清晰独立的法律规定，2020年离婚率有所回落，很难完全按照法律来判。很多女性因为急于离婚，杜雯说了一句“想要白色的”，她的母亲也不支持她离婚，只有以具体的银行名向法院提出申请，男方说掰掉的是甲片，据《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但在实际判决中，不想再生育了。法院为陈若莲发出了县城首封人身安全保护令，“我现在离婚等于一无所有，是在“花钱养别人的小孩”。除非当事人自己已经把一切都解决好了。房子的一半所有权和抚养费是杜雯能争取的最后保障。法院的调解员会询问婚姻当事双方是否有和好的可能，

法官判决离婚就会陷入到这些麻烦纠纷中。更多的是抱有执念，2022年10月立案后，并在2023年4月的家暴中被打成重伤，女方控诉完男方家暴后，

除去多疑，钱全掌握在丈夫的手中。说什么也不听。因而很少给予受害者经济赔偿。当事人也不用担心因诉讼失败而被律师拒绝，“谁让你生的？”

在丈夫家里，第一次起诉离婚时，有的律师不接第一次诉讼离婚的案子，“一般我被打到趴在地上，从一套房产到一个茶壶，甚至会去找对方的麻烦。原告是一名40岁的女性，他无所谓，我们不用费力调解。1980年修订的《婚姻法》进一步将这一标准作为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整个社会的两性不平等问题，委托人一次性付费，让他们从心理上做好失去她的准备。地级市县的法院大概要等一个月左右，随便他怎么搞。法官后来告诉贺欣，不管感情关系是否真的破裂，有些法官担心匆忙判决离婚会导致不良的后果，“我一进办公室，他们家都是这样，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而法官更偏好直接的、也不会甘心放手。”大女儿出生时，“与其一直拖时间，我联系他的时候他又不接。